文革期间风靡一时的地下手抄本《少女之心》，承载了1970年代一代人的性启蒙集体记忆，许多人冒险传抄，偷偷阅读。《少女之心》成为人们心中隐讳而又心生悸动的青涩回忆。

至今，白士弘还在为《少女之心》不能出版感到遗憾，白是北京文华图书馆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曾为这本书的出版费尽周折。

“我手里的《少女之心》就是讲述了文革时期很单纯的一个青春期爱情小说。露骨的，充满色情的内容很少很少，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对这种事情就是朦胧的。在我看来，它只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根本不是一部黄色小说。”白士弘向记者强调说。

“这一本1万字左右的手抄本，在当时并不只有一个版本，但基本都是描写一个少女和一个少男摸索做爱的情境，而里面大量的性爱描写也成为当时它比别的手抄本流传更加广泛的原因之一。”白士弘强调说。“但此《少女》非彼《少女》。”

2000年，《一只绣花鞋》出版上市的巨大成功，出版策划人白士弘作出了另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决定将一本带领自己走过青年性懵懂期的手抄本——《少女之心》推出市面。然而找到这本书真正的原稿成为出版此书的关键所在。

寻找作者“小思”

为寻找原作者，白士弘进行了大量的民间搜集，过程并不顺利，其间眼看着谈成了的人又突然变卦。在整个搜寻的过程中，白士弘一共找到了7个版本的《少女之心》(右名《曼娜回忆录》)手抄本，文中的大体故事情节趋于一致，但其中涉及的性爱描写却不尽相同。

直到有一天，一位长期在中国研究“文革”现象，并收藏大量“文革”文物的丹麦女记者叶凤英找到了白士弘，拿出了一本几年前在书摊上买到的《少女之心》，请求帮她鉴定真伪。

这本《少女之心》中说明，整部小说实际上是署名“小思”的作者在坐牢时所交代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定名为《少女之心》。白士弘告诉记者，曾经在“文革”时看到各个版本《少女之心》的人都知道，那时的故事情节似乎并不重要，倒更像是一部青春期的性教育手册。

然而，眼前丹麦记者拿来的这本《少女之心》中却并没有任何性爱场面的大胆描写，有的都是一些用类似日记体写成的青春回忆以及《少女之心》流传前后的生活原景，文笔略显生涩。白士弘意识到，之所以在后来的众多版本中出现了内容各异的性爱描写，可能是在传抄的过程中被不同的人加上了“黄”料而已。

白士弘认定“小思”就是原版作者。为此，他曾专门登报寻找，一直未能如愿。有一次，山东大学的一个教授打电话给他，说他的父亲曾经是办理这个案件的检察官。但是后来新闻出版署发文禁止《少女之心》出版发行，“可能觉得这件事儿很敏感”，那个教授再也不和他们联系了。

狱中“认罪书”

“此前，也有人说过《少女之心》是认罪书，但都是猜测。但看到叶凤英给我的这个版本我确信《少女之心》的雏形其实是一部‘认罪书’，而且是确有其事。”白士弘说。

在那个大家整天忙于“革命”与“斗争”的年代，16岁的花季少女杨永红在被下放的父亲的指派下，发现了母亲与何叔叔之间的情感秘密。

为了摆脱这个秘密带给自己的罪恶感，杨永红不顾母亲的多次恳求，将所看到的一切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学校门口。但这次英勇伟大的“革命行为”，并没有给她带来预想的荣誉和解脱。妈妈被民兵带走了，爸爸和弟弟对她就像仇人，同学们冷眼相看，连老师的赞扬也充满讽刺。

随后，母亲被下放到农村，父亲回到城里，却与她形同陌路。陷入深深孤独和迷惘之中的杨永红渐渐与自己的同学李国华互生情愫。直到有一天，他们怀着好奇与冲动，开始了彼此身体的接触。一天天的晚归引起了双方父母的注意，两人的交往在被识破后予以严格禁止。

为了表示离开李国华的决心，杨永红主动接近另一个男生姚大明。姚大明是个情场老手，处在青春躁动期的杨永红最终没能把握住自己，迷失在爱欲之中。但一次与李国华的偶然邂逅，使两人旧情复发，终于不可遏制地走向越轨。杨永红痛苦地发现，自己对两个男生都割舍不下。终于，两个男人相约以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李国华失手杀死了姚大明，随后自杀。惊惶失措的杨永红被关进监狱，在严厉审讯之下，她写下一摞厚厚的认罪书。

“认罪书”是怎样成为一本性爱启蒙读物的呢？

白士弘推测说，女主人公入狱之后，当时有个别素质低下的审讯人员迫使她详细地写出恋爱经过及床上细节，事后，又不道德地将这个千方百计打探出的故事散布到社会上，使女孩的名誉毁于一旦。而事实上，这本在后来被广为传抄的手抄本就是从当初的审讯记录中演绎出来的。

白士弘强调说：“《少女之心》是讲文革时期人的命运，而抄得很凶的那段“黄书”，其实是从原故事情节中演绎出来的。就像《水浒传》之于《金瓶梅》。”

出版喊停

经过白士弘的努力，2003年12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准许出版发行。为此，白士弘曾经想过找王蒙为小说写序。后来因缘巧合，找到了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摩罗。“在当时，摩罗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动销量。”摩罗在序言中高度称赞《少女之心》，认为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摩罗还因此猜测作者是当时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这篇序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对一部黄色小说评价过高，不靠谱。

“在2004年的图书订货会上，有许多书商对这本书都有记忆和感情，在没有得到货物的前提下，愿意直接先支付定金，表示愿意代理此书。最后书商订购了3万多册。”白士弘回忆说。他打算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在西单图书大厦作《少女之心》首发仪式。

但是，因为《少女之心》的社会影响力，从他决定出版这本书开始，就引来了大批媒体的关注，而大量的曝光率让这本书被冠上了“文革禁书”、“性爱书”等敏感甚至负面的头衔，很多人甚至开始怀着一种窥私的心态开始期待阅读所谓的“性爱场面”。

“事实上，在书中我就按照叶凤英给我的那个版本，以日记的形式还原了整个事件。唯一改动的地方是结尾。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找到作者本人，所以留了一个‘口’，整个故事的发展肯定也很精彩，我希望将来这个故事能够继续下去。”日后回想，白士弘承认，当时的媒体有点跟得有点过了。报道太过激烈。使这本书的负面影响力掩盖了内容本身。“很多人对这本书存在着误解。

2004年2月13日，新闻出版署下达给全国一个公告，公告称全国各个出版社不允许出版、发行《少女之心》一书。2月17日，新闻出版署再次下达了一个命令，凡是已经接到《少女之心》一书的书商禁止销售此书，凡是已经销售出去的图书，要一本不留地收购回来。

“我也一直在等待《少女之心》能够再次出版并发行的机会，了却一代人阅读的记忆和期待。”白士弘说。
人们对性的问题一直都很敏感，这也需要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转化和进步的问题，从性禁锢到性开放，都需要一个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像换偶和聚众性行为这样的如果被抓到是要被判死刑的，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到了80年代末期，人们在对性的认识上开始有了改变。真正转变的是1997年取消“流氓罪”开始，之前都是朦胧的启蒙过程。

——著名性学专家李银河

禁锢时代的欲

如果没有那个特殊的禁锢时代，《一只绣花鞋》这样的小说也不会引起更多的人关注。白士弘告诉记者：“这样的小说能够畅销，第一个原因是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相对困乏的年代，手抄本为一个时代的青年提供了精神食粮；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的猎奇心思趋势，越不让看就越让大家好奇，越禁越畅销。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

“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书可看，除了鲁迅的作品以及《金光大道》、《红岩》等极少数书籍外，大多数文学著作都被当成“毒草”给清理扫除了，包括《青春之歌》都不让看。在这种压抑的生存环境，于是很多人开始依靠传抄各种题材的手抄本，来体验在现实生活中没机会实现的精神需要。”白士弘分析说。而反映爱情与性的手抄本则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类，一类描写爱情生活，试图戴着革命道德的镣铐舞蹈；另一类则为赤裸裸的性描写，抛弃了一切文化禁忌。前者如表现纯美爱情的《第二次握手》，后者则以著名的《少女之心》为代表。

“那个闭塞的年代，能看的书非常有限，学校图书馆被查封。我第一次看到的是同学私下传看的手抄本，是《一只绣花鞋》，看的时候既紧张又非常吃力，因为手抄本很乱，每十几页会换一个笔迹。虽然累我还是用了一通宵看完了，第二天就会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就这样大概在一个暑假先后看完了《第二次握手》、《303号房间的秘密》、《13号凶宅》、《阁楼的秘密》、《第一百张美人皮》、《绿色尸体》等。开学了，老师要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禁止传看不健康手抄本。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还是很有意思的。45岁的李红回忆说。

“1974年因《少女之心》中提到的“学黄帅”运动起于1973年年末，1974年达到高潮。”白士弘推断说，“《少女之心》开始在民间传抄的时间最早约是1974年。”虽然《少女之心》一开始就属于被查抄的作品，虽然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

在当时，学校针对《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传有“三不准，一立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1974年前后，还发生了一起轰动性的案件，有一位青年因为传抄《少女之心》被判处了死刑。在西北政法大学科研处1982年（此类案例集中发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贾姓女青年因为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并开始寻找男流氓。